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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问题研究

独立财经评论者 财经名博评论家 经济学家批评家 “郎咸平现象”研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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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先后在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供职,从事理论研究和信贷工作。2000年建立阳光投资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总经理。2008年组建21世纪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任主任。1991年与他人合著《固定资产计划管理学》一书。1990年《试论固定资产投资的的“三效”统一》一文获中国投资学会三等奖。在《中国投资管理》,《河北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多达数十篇。联系方式:QQ1433090476或lpjlisi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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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举:理性评价“新房政”中的“理性思考”成分  

2009-12-20 13:38:58|  分类: 理论创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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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务院和有关部门连续出台有关房地产的新政,试图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以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之势头。尽管金融部门的表态还没有出台,但可以想象其可动用的手段,或为实行差别利率和提高首付比,足以把“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演绎为“打击”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不得不令人思考这些政策中有几许“理性思考”成分。

张维迎先生早在2006年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张先生在开头说:“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对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有情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因为仅靠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温家宝总理考察上海结束之后。国家税务总局即可将免征二手房营业税推迟为五年,俨然是对二手房市场不满的感情宣泄,或为对炒楼客的恨之入骨,其出发点和着力点完全背离了“国四条”的主旨,全然像个扛着“为民请命”大旗的“斗士”,一马当先地“杀入敌军”。几天的理性思考就可出台一项国家的政策,岂不是把国家政策当儿戏?

第一,“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财政部、国土部等五部委出台《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明确开发商以后拿地时,“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价款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特殊项目可以约定在两年内全部缴清,首次缴款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款的50%”。如果开发商拖欠价款,不得参与新的土地出让交易。要求地方将土地出让收入全额缴入地方国库,支出则通过地方基金预算从土地出让收入中予以安排,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管理。这项政策是站在打击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利益出发的,没有直接的受益人。这是个纯粹的负和游戏。“首次缴款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款的50%”肯定是对房地产开发公司釜底抽薪,变相提高了房地产公司的准入门槛和收紧了房地产公司流动性,相应掣肘了房地产的“有效供给”,降低房价成了一句空话,对于市场双方都是个“空头”政策。

第二,“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可行的替代政策(alternative)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要遏制部分地区房价过高,就应该从源头上找问题,以增加有效供给才是唯一的办法,“国四条”其中三条都是想方设法增加有效供给,而六部委过高的估计了其政策的效用,试图以此遏制房价无异于“螳螂挡车”,“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用乌托邦的思维解决现实中的不可解的问题,有百害而无一利,实在不敢恭维“六部委”新政的科学性。

第三,“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无论是营业税复位还是提高出让金首付比,其目的直指房价过高,和打击炒楼客。那么,现在的二手房交易中,炒楼客占多大比例,对房价过高的“贡献率”,应该有确凿的数据,否则,事实不清只凭感觉和社会对二手房炒客的偏见制定政策,不可避免的偏离市场和科学,反而掩盖了市场中的真实矛盾。

第四,“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使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受益,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现在的政策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少全局观念,更缺少长远思想。六部委制定的政策无疑不是从眼前利益出发,不但不尊重市场规律,反而利用权力干扰市场,其结果只能是加剧市场的波动,影响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

制定政策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或许也应像上大中型项目一样进行可行性研究,由专家学者进行可行性评估,充分考虑对各行业现在和未来的影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也要进行盈亏平衡分析和敏感性分析,除了经济效益评价还要进行社会效益的综合评价,以避免非理性而感性政策出台带来不良社会和经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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