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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问题研究

独立财经评论者 财经名博评论家 经济学家批评家 “郎咸平现象”研究家

 
 
 

日志

 
 
关于我

先后在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供职,从事理论研究和信贷工作。2000年建立阳光投资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总经理。2008年组建21世纪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任主任。1991年与他人合著《固定资产计划管理学》一书。1990年《试论固定资产投资的的“三效”统一》一文获中国投资学会三等奖。在《中国投资管理》,《河北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多达数十篇。联系方式:QQ1433090476或lpjlisi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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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卸载了“母性”的“裸骂艺术”  

2010-01-18 01:36:27|  分类: 名博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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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也是一种文明

在大多数人看来,人类文明的标志有许多,几乎包含了世界上的所有的美丽字眼,并没有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两者的区别则在于对文明的内涵和外延的不同,西方世界更注重了人权的解放和言论的自由,而中国更注重了言行举止的外在的美,特别是现在的中国仍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枷锁,和道德对人的束缚的情况下,“骂”这一语言行为在与日俱增,而又为多数人嗤之以鼻,骂人的人和厌恶骂人的人都在与日俱增,而对莫不关心的人没有了市场,“骂”这一原本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格格不入的社会丑态,为什么大行其道,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

大概自从语言产生,“骂”也就随之来到了这个世界。按照马克思劳动创造了语言的推理,“骂”显然也是劳动者创造的,可见,“骂”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尽管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制度最为公平,但那时也出现和存在了“骂”,但那是人类对其它动物侵犯其自身利益的简单的吼叫声,其目的是驱赶其他动物对自己劳动果实的掠夺,因为在那时的劳动果实的获得远比现在人成为百万富翁难度大得多,属于对事物认知程度提高的感情表现,而人类对子女的不满情绪并没有产生,因为那时的人类活着的唯一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活着”,在大人看来子女的一切行为也就都没有对错之分。

随着奴隶社会的到来,使原本十分公平的社会制度遭到了人为的破坏,对生活和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剥夺了其他人的生存权利,因为随着人类的繁衍和人口的增多,大自然难以为其提供足够的食物,必须寄托对农业的依赖。奴隶因自己的生命难以得到保障对奴隶主的贪婪开始愤怒,而又因奴隶主占有国家机器,反抗的结果只能是加速自己的死亡,因为那时的根本其实质不是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而是奴隶的数量之多与落后的农业耕作技术的矛盾,所以奴隶主才敢于因为奴隶的行为而招致生命的摧残,用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解释就是劳动力过剩,而劳动力创造的劳动的剩余价值过低,或者还没有边际效用,故而两者的矛盾使这种愤怒也只能停留在语言的层面上。

而到了封建社会,奴隶砸碎了奴隶主对自己的自由枷锁而成为了自由的人,对封建主的依赖性远低于对奴隶主的依赖性,生活和生产自主权的获得使得农民对封建主的行为的忍受程度大为降低,远不是奴隶似的顺来逆受,原因在于人身自由的获得。对封建主的愤怒除了“骂”的升级并开始诉诸于武装,纵观人类史上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则是此起彼伏,其动机也不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既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因为农民意识到土地对生存的意义之重大。可见,“骂”的升级一方面是封建主对农民的控制的宽松,另一方面是农民对自身利益的关切程度的提高所致,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的贪然和对制度的底线的试探。制度越宽松,“木桶”的那块矮板也就越低,可骂的范围也就越广,“骂”也就越盛行。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的差别是工业化的发展,工人的劳动所得与资本家的剩余之悬殊所引发,但是根本原因仍然是工人创造了价值却不能享有社会平均福利的待遇,但毕竟生活条件与封建制度相比得到了改善,矛盾的焦点由为了生活向生活的更好的转变,自身价值也得到更多的自我发现,尽管骂在逐步的增多,但是更加讲究方式,不再向农民那样以牺牲自己换取经济利益,而是以罢工作为愤怒和不满的发泄方式,更多的是以理性行为替代感性行为,矛盾的焦点也更趋发散性,不仅仅局限于对资本家的不满,外言之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管理的缺陷的不满。“骂”的渠道也比过去更为广阔,在一定程度上分解了矛盾的集中性,难以形成一个同一的矛盾点,这也是资本主义产期不得推翻的根由之一。

从此可见,“骂”已经成为社会的共性,其原因在于社会制度和政府管理的缺失和不作为,“骂”很好的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公共情绪,直接的指出了社会的不公,其原因则是个人的政治诉求难以实现的结果。同时,“骂”也说明制度的不完善程度仍为大众接受,并没有激起人们以牺牲自身既得利益为代价的武装斗争。在某种程度上“骂”出了自己愤怒相对缓和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政府对“骂”的容忍也一定程度上平息了人们的愤怒,可见,“骂”和“被骂”相互礼让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升级产生的社会动乱,带来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中外“骂”的特点各不相同,例如外国人总喜欢骂臭狗屎和蠢猪,而中国人更喜欢骂长辈,这是有原因的。主要是外国人的成长和成才,更多的是自己奋发图强的结果,父母对子女更多的是行使监护权以保证其得到更多的成长照顾,所以,子女的不为他人接受的语言和行为都是自身修为所致,而不是父母的原因,所以,外国人多骂当事人的愚蠢和无用;而中国人则不一样,这主要是儒家思想教诲的结果,子不教父之过,更多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是以道德和守法为底线的,所以走入社会是否为人欢迎和遭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教诲之到位否,所以一旦不为人待见,遭骂的首先是父母。

现在中国的骂声也为违背历史规律,尽管社会文明在进步,但是名声依然高涨,不是高在了大街上和家庭,而高涨在网络的兴起,因为在现实世界的骂声为众人所不齿,并且还有可能招致牢狱之灾,更为主要的是骂声不为受众听得见和看得见,例如骂政府有关部门的不作为,骂公检法对腐败的放纵,骂官商勾结,骂因房价高而买不起房,骂工资太低物价太高,等等不为受众听到骂声,只是表示自己的愤怒,随着骂的意图的升华也就是必须骂的产生效率,不再仅仅局限于抒情达意更多的是解决实际问题,于是,很多的人选择了更为能够放大声音和更为受众听到的传播“骂”的工具,即互联网。

这真是个好办法,除了能够达到“骂”的进步和效果还可以无拘无束的骂,直到自己不骂为止,否则没人管束自己。这就是上面说的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骂人和骂事的人越多,被骂的人和事情也越多,这主要是“木桶”没有了矮板,网络暴民失去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完全处于随心所欲的状态,无论是什么事情和什么人只要伤害到自己的利益,都可以一骂了之,也可不了之。有素质的人含蓄的骂,没素的质人赤裸着骂,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原始的“骂”相比无论的深度广度还是效果都有了很大的前进。不可否认,“骂”也解决了许多个人问题和社会公共效应。牛刀先生对社会不平事的骂,就骂出了自己的名声,并吸纳了众多的愤青为粉丝,俨然成了民生民意的领军人物。任志强本来是个大老板放着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不过,出言不逊说房子本来就不是给穷人造的,这是明显吃饱了没事干自己找骂,让牛刀赤裸裸的骂为可耻的年薪800万的任志强,俨然就是宋丹丹说的没事“找抽”型的代表。

叶檀女士在《谁说中国人不爱消费》一文中,本来说中国人因为没钱不得不控制消费的道理,可是最后终于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如是说我赞同在目前的中国实行威权统治,但威权必须确保内部体制选出精英,不应靠血脉而来。否则,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内廷女人的子宫里了。瞧瞧叶檀女士笔锋一转,开骂了。然而叶檀女士并非像牛刀一样竭斯底里的破口大骂,而是斯文的骂和恬静的骂。纵观叶女士全文没有一个脏字,可是比谁骂的都够狠。不但骂了非“精英”的执政者而且还骂了这些非精英的子孙后代,可见此骂的意义有多深远,因为叶檀女士作为一个母亲和女性更知道和了解人的“孵化器”是什么和在哪里,恨不得给内廷女人卸载了孵化器以免将来成人又是非“精英”,实现叶檀女士的“威权必须确保内部体制选出精英”愿望,“不应靠血脉而来”也就不为而至了。叶檀女士的“贩骂”艺术远比她的博文写得更好。
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应对流行于今天的“骂”给予更多的宽容,方便人们的感情发泄,这将最大限度的减少社会摩擦和矛盾的升级,更为直接的减少犯罪,这是言论自由的量和行为自由的度相互转化的要求,政府敞开言论自由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人们自觉约束了个人行为自由,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是一大促进。如果政府不想被骂,那就必须使现行的制度和作为更加符合和满足每个人的政治诉求,这恐怕是不可想象和实现的;既然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应该大大方方的虚心接受他人的“骂”。骂不仅反映了政府的功能和作为的缺位,推动政府职能的改革和公共职能的增强,还有利于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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