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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问题研究

独立财经评论者 财经名博评论家 经济学家批评家 “郎咸平现象”研究家

 
 
 

日志

 
 
关于我

先后在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供职,从事理论研究和信贷工作。2000年建立阳光投资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总经理。2008年组建21世纪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任主任。1991年与他人合著《固定资产计划管理学》一书。1990年《试论固定资产投资的的“三效”统一》一文获中国投资学会三等奖。在《中国投资管理》,《河北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多达数十篇。联系方式:QQ1433090476或lpjlisi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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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关于文化大国  

2010-02-27 10:49:03|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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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郭勇健《关于文化大国》

 

引用

郭勇健关于文化大国

 

 

关于文化大国

 

 

“文化大国”是一个时髦的词汇。最近《南方周末》的一个“文化论坛”与厦门卫视做了“关于文化大国”的节目,主持人是易中天,嘉宾是资中筠、邓晓芒和韩寒。在现场观看节目录制过程,或者说他们的对话过程,我以为深层次的和学理性的对话未能展开。韩寒固然妙语迭出,很有才华,想是有希望的作家,但他学识储备不足,不能够谈“学理”;资中筠很关注现实也颇为理性,富有正义感,但缺少寻根究底的反思维度,似乎未能与哲学家邓晓芒进行真正的对话;易中天作为主持人,貌似被大大限制了表达个人观点的机会。当然了,要求一个电视节目深入谈学理,大概是南辕北辙;电视台或报社并不是研究院,媒体是从不搞学术的。媒体自有其运作方式,我无能也无意评论一个电视节目的好坏,更何况这节目刚刚录制,尚未播出。然而这个主题毕竟值得一想:中国是不是文化大国?

据我观察,他们四人的角度或有不同(如韩寒的角度是文学创作,资中筠的角度主要是汉语、是教育),却似乎一致认为,中国并非文化大国,故而所谓的“文化输出”,或季羡林老先生所说的“送去主义”,目前还是少提为妙,因为我们实在并无可输、送之物。在资中筠看来,中国人不必老是强调我们的老祖宗有多么了不起,其实西方人从来都认为我们的老祖宗挺了不起的,《论语》、《道德经》在欧美早已有了数十种译本,孔子、老子的那一套东西,压根不必我们一厢情愿地“送去”或“输出”。

他们的看法成立吗?若以中国文化的现状来衡量,我以为是成立的。中国是不是文化大国,这问题好比一个三棱镜,在不同的视角中将会展示不同的面目。它的答案,端看关注时间的三维即“过去–现在–未来”中的哪一维度;并且,“向前看”和“向后看”、“前瞻”和“回顾”的答案,面貌迥异。

习惯于看过去的,势必认为,中国乃是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的文化大国。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本身不就不争地表明了中国乃是“文化大国”之一么?雅斯贝尔斯在提到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轴心时期”时,不是把古中国也算在内么?事实上,认定中国是“文化大国”的,多半是只看过去、怀念过去乃至崇拜过去的,因为作为这个观点的能够拿出的主要证据,无非就是“先秦诸子”、“孔孟老庄”,充其量外加“四大发明”。

着眼于现在的,以上“不争的事实”便成了极端可疑的事实,因为祖先的成就不等于子孙的成就,先前阔不等于如今阔。借用韩寒的说法,一个男人求婚,只顾向女方吹嘘炫耀自己的“祖宗八代”是何等的阔气,那是无济于事的。中国文化或许曾经阔过,但如今这个“钟鸣鼎食之家”早已囊中羞涩,一贫如洗,如今的中国根本不是什么“文化大国”,甚至离文化大国还差距十万八千里,因为近现代中国尚未创造出可以贡献于世界、无愧于他国的文化成就。举例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较之同时期的日本文学,大有不如;20世纪的中国哲学,人们翘首企盼,望穿秋水,等来的只是艾思奇《大众哲学》之类的哲学替代品,以至于有人懊恼地声称,20世纪中国只有一个“哲学家”,那就是鲁迅。

展望未来的,则不能在“中国是不是文化大国”的问题上做出明确的答复,未来的中国可能沉沦,也可能崛起。按照这种视角,“是不是”的问题,被置换为“可能与否”的问题。将来的中国完全可能只是文化小国,甚至可能在文化上亡国。印度宗教家奥修在数十年前说过,现在已经没有东方了,东方已经消失了。这当然是在文化意义上的“消失”。中国文化自然也可能消失。另一方面,将来的中国也完全有可能成为货真价实的文化大国,正如邓晓芒在对话中所说:“我认为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按照这个立场,“中国是不是文化大国”的问题,演化为“中国是否可能成为文化大国”和“中国如何成为文化大国”的问题,其前提是,现在中国还不是文化大国。

有的人活在过去,有的人活在现在,有的人活在未来。“中国是不是文化大国”的问题,向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的中国人发问。这个问题在字面意义的背后,还有它的“蕴意”。它所蕴含着的意义,是追究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活在过去?活在现在?活在将来?

老年人活在过去。生命已然走到尽头,没有未来,生活惟有靠回忆过去来维持。记忆为过去镀上金色,将过去塑造为黄金时代。美化过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历代的儒家总是不断美化尧舜时代,以为太平盛世,东汉思想家王充指出这只不过是“儒增”的产物:儒者言过其实,无非是意图引起后人的景仰向往之情。“崇古”、“崇拜祖先”是儒家文化的根本特点。“以古为师”和“祖先崇拜”的结果是形成国人习惯于“向后看”的心理模式,并且带来“长老至上”的观念。越古越珍贵,愈老愈值钱。这样的文化,当然是拒绝变化和发展的。一切的“变化”,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归根到底乃是“复古”,历史只在原地转圈,这就是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那个主张“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怪人王安石,干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目张胆地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作对,因此树敌无数,悲剧收场。在这样的文化中,变化、发展不被鼓励,代表着现在和未来的青、少年也是比较没有地位的。“活在过去”的生命形式或生存方式,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不现实”,或“无法应对现实”。强调中国文化曾经无比灿烂辉煌,喟叹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没落、现代中国人已经读不懂过去的典籍,却全不考虑过去的灿烂辉煌和经典文献是否已经不合时宜,这就是“不现实”。

长期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崇古的国度,中国人就是活在过去的人。以这样长期积淀形成的心理模式面对“中国是不是文化大国”的问题,毫无疑问,答案必是肯定的。“大国心理”本来就是中国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因素。古代中国大概确实可以算是一个文化大国。且不说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纵是唐宋之际,中国的气运总体上已然一落千丈,但仍可算是文化大国。怎见得?是否文化大国,首先要看是否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创造物,而古代中国文化的确向世界贡献了独特的东西。譬如,相对于德国的哲学与音乐、法国的文学,中国有道德与艺术。当年伏尔泰推崇的就是中国的道德或风俗,而林语堂在《中国人》中指出,“在中国文明的一切范畴中,唯有艺术堪能对世界文化作出永久的贡献。”罗素更在《中国问题》中说:“中国的艺术、文学、风俗习惯绝不亚于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在任何方面都不能与天朝相媲美。”然而他们所说的,都已经是老古董了,更何况,当年罗素赞美中国古代文化的同时,还指出它的致命的弱点:“缺乏科学”。当前鼓吹中国的“文化大国”观念的人们,在心理上仍是“活在过去”,即把过去的辉煌误置于现在,以为仰仗着过去的面子,就可以换算成现在的尊严,承担起“文化大国”之名。他们忘记了,真正的“好汉”,是“不提当年勇”的。

不过,中国偶尔也有关注现实的时候,那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逼着中国人不得不将眼光从遥远的过去调转到此时此地。当然,由于“活在过去”的心理惯性,中国人一时无法调整好应对现实、即应对西方文化的正确方式,所以这个朝向现实、朝向现在的掉头,真是好不艰难,足足耗费了半个多世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变”、“发展”的绝对必要性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伦理学成为风靡一时的思潮。“新”纵不是已经取代了“古”,至少开始成为与“古”并肩而立的一个价值取向,此时才可能产生梁启超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青年、少年第一次从长老的阴影下走出,赢得了青睐。20世纪初,影响中国最大的报刊当属《新青年》,而同样是青年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导演了一场石破天惊的“新文化运动”。

无疑,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觉悟的运动,是从梦中醒来、开始关注现实的运动。从时间的三维结构看,新文化运动首先是“活在现在”的一场运动,胡适《非留学篇》说:“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此言足以道出当时多数精英知识分子的时代感与生命感。他们“觉今是而昨非”,意识到活在现在的生命才是现实的生命。同时,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生命始于未来。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为了未来的运动,所以在同一篇文章里胡适说:“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总之,新文化运动是“立足现在,指向未来”的运动。因此这场运动的重要工作是主动与过去切断关系,其突出表现是“打倒孔家店”。“古史辨”派的代表顾颉刚甚至大胆宣称儒家的圣王大禹乃是一只虫子,尽管不免矫枉过正,然而这可真是把“疑古”的精神发扬到了淋漓尽致。这场运动是划时代的运动,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增加了异于以往的元素,比如对“科学与民主”的肯定与追求,比如“疑古精神”和“个人主义”的张扬。新文化运动由于外部的原因(主要是日本的侵略)而夭折了,但这场运动的意义,却是无比重大的。

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具有现实感,因而心理比较健全,大脑比较清醒,不再沉睡于远古的迷梦之中。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糟透了、烂透了,与西方文化相比,简直处处不如人、事事不如人,当年的五四诸子若是听到中国是“文化大国”的说法,势必斥之为神经不正常的言论。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新时代的中国文化还有待于创造,还在建设之中。要创造新文化、建设新文化,就需要模仿(胡适说:“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需要借鉴,需要“拿来”。那时,他们呼吁的是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而不是季羡林先生的“送去主义”。从“拿来主义”到“送去主义”,前后不过六七十年,而这六七十年之间,还隔着数十年的文化沙漠,要说“送去”,除了重复送去《论语》、《道德经》之类的古董,还能送去什么新鲜花样?我真不明白季先生是从哪里得来的自信心,想来只是出于对“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类俗语的信念吧。

“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类说法,以及老子“反者道之动”的命题、儒家的“五德始终”说、佛教的“轮回”说,都预设了环形的时间观。这是一种过于古老的观念,如今我们更相信时间的不可逆性,时间如水,“奔流到海不复回”,从而以线性时间观取代了环形时间观。由于时间是线性的而非环形的,因此,向前看总比向后看更值得肯定,前瞻往往胜于回顾。表现在文化问题上,说“中国曾经是文化大国”,必定不如说“未来中国可能是文化大国”好。与其活在过去,不如活在未来。有未来,才有可能,才有希望。不过杜甫也说过,“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最好的选择,还是活在现在。在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维中,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的是现在。只是这个“现在”并非一个孤立的几何学的点,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与过去和未来相融合的变动不居的“现在”。现在是过去的滞留,又是对未来的预期。惟有“现在”,才能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使过去和未来具有现实意义并获得生命。在时间的三维中,“现在”具有优先性。由于活在现在比活在过去和活在未来都要好,因此在中国文化的问题上,立足于现在的答案是最好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中国还不是文化大国。

然而活在现在或立足当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数千年中国文化造就的心理模式而言,“崇古”价值观乃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幽灵,“复古”乃是永久的诱惑。当年抨击传统不遗余力的五四诸子,后来回归传统的很是不少。如今,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名曰“新文化传统”;有人更将它与儒、道、释三家并列,视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分之一”。这个新文化传统再一次加于今人的身上,它成为一把双刃剑。譬如,它成为颜回心目中的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夫后矣!”资中筠强调接续五四新文化传统,想是认为这个传统才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是我们如今创造文化的基础,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她同时似乎又认为,超越五四诸子以及在五四新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前贤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在“中西合璧”的文化创造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乃至不可企及的高度。文化创造,不是沿着他们的方向,从他们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行,而是只能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看齐。

其实不止是资中筠,时下许多学者都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化是不可超越的。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五四诸子的“国学功底”远胜于现在的我们。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标准!“国学”功底是否可以作为衡量学术水平或思想高度的标准?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假设。不错,他们的国学功底比我们强,可生活在西学东渐百余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西学”功底也可能远胜于他们啊。我们现在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超过了王国维和张东荪,对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理解超过了胡适,对西方小说的了解超过了鲁迅和茅盾……。就拿当前再度如日中天的胡适来说吧,殷海光在与林毓生通信时说:“从表面上看来,胡博士的学问很博;可是,稍一究诘,真是浅得很。”这个看法几乎已获公认,而且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胡适,也适合于大多数胡适时代的人物。如果了解西学的深度不足以成为衡量的尺度,那么“国学功底”又何尝可以作为评估的标准?学术如此不自信,文学亦然。我们现在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20世纪中国前半的文学成就绝对高于后半的成就(这也是韩寒的看法),好比学术“大师”总是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例如自钱锺书去世之后,中国再无大师,云云。坦白说,我并不认为在艺术成就上,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就低于钱锺书的《围城》。

据说“破执”是佛家思想的精粹所在,而“破执”总是层层深入的。五四诸子打破了中国人对孔孟老庄的迷信,一度大大解放了中国人的心智,如今惟有再次打破对五四诸子的迷信,才有可能真正地立足于当下,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来。若非如此,坚持现在的中国不是“文化大国”,又有什么意义可言?试想,既然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成就,并不足以使我们成为“文化大国”,如此,若是我们今后能够创造出来的文化还远不及五四新文化的成就,那么我们岂非万劫不复,永无成为“文化大国”的可能?如此妄自菲薄,与陶醉于“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多啦”的古老文化的阿Q精神,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告别过去,才能立足现在;立足现在,才能展望未来。“中国是不是文化大国”的问题,立足于现在,答案为“否”。但问题并未到此结束。还有“中国能否成为文化大国”、“如何成为文化大国”的问题在等着我们,那就是一个“立足现在,展望未来”的问题了。在这个立场上,我以为未来的中国有可能成为文化大国,其方式或途径是,接续五四新文化传统,沿着这一传统开辟的方向继续前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工作,当年陈独秀曾总结为拥护和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即科学和民主),胡适则归结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两大事务和四项目标,不过昙花一现,至今尚未实现。如今我们惟有试图超越五四诸子,使五四诸子当初播下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深化并完成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那时我们才有希望朝着“文化大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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