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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问题研究

独立财经评论者 财经名博评论家 经济学家批评家 “郎咸平现象”研究家

 
 
 

日志

 
 
关于我

先后在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供职,从事理论研究和信贷工作。2000年建立阳光投资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总经理。2008年组建21世纪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任主任。1991年与他人合著《固定资产计划管理学》一书。1990年《试论固定资产投资的的“三效”统一》一文获中国投资学会三等奖。在《中国投资管理》,《河北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多达数十篇。联系方式:QQ1433090476或lpjlisi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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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二代缺乏社会关怀  

2010-02-28 09:42:10|  分类: 农民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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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二代缺乏社会关怀

 王小波

    历史跨进新世纪后的第10个年头,新生代农民工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

    城市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随父辈涌入了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再回到农村,那些以农地为他们预留退潮通道的做法已然失效。他们可能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也可能成为被歧视后的边缘人。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不仅是对滞后司法的检省,也考验着政府善治能力和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决心。

从起点回到原点的关宏们

    从大连赶到石家庄那一刻,关宏(化名)意识到一切都晚了。他们夫妻俩辛辛苦苦在大连打工3年改善生活的愿望全落空了。他们的儿子小磊因为在石家庄盗窃抢劫已被批捕。

    关宏是黑龙江人,3年前,夫妇俩扔掉了家中的15亩地,带着儿子跑到大连的建材工厂打工,希望就此改变脸朝黑土背朝天的生活。到大连后不久,他们又把初中毕业的儿子送到石家庄一所汽修学校,想让儿子学门手艺。

    在外漂泊打工,风餐露宿的日子虽然辛苦,但夫妇俩省吃俭用,开始小有积蓄。尤其是想到正在学技术的儿子,便觉得心里有了盼头,多干点活给儿子多留点积蓄的愿望愈发强烈。

    没想到孩子还没毕业,他们就接到了办案人员的电话。小磊因为多次盗抢被逮捕。

    到石家庄后,关宏疯狂地托门找人,想把小磊“捞”出来。3年的积蓄花干用尽。关宏觉得,3年间,自己绕了一个大圈,从起点又回到了原点,还赔上了儿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像关宏这样的农民工父辈还有很多。他们含辛茹苦地在城里劳动,想给下一代创造尽可能好的物质条件,然而天不遂人愿,作为农民工二代的孩子却意外走入了歧途。

    让办案人员不能理解的是,既然孩子走入了法律的禁区,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戒,以回归正途。有的家长却爱子心切,倾家荡产也要让孩子逃避或减轻法律的惩处。而美好的愿望和事实后果之间存在巨大反差,由于小恶没有受到惩处,那些孩子所犯的罪行越来越严重,最终滑入了深渊。

执法盲区

“农民工二代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现在我们审理的案件中,80%以上都属于农民工二代。”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少年庭庭长张明丽告诉记者。

    几年前,这位法官还在大力倡导“圆桌审判”、“前科消灭”,以宽怀的方式来矫治少年犯罪,而新的犯罪形势让她始料不及,并时常因此感到困惑。“宽怀是体现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爱护的一面,是为了让他今后的工作上学不受影响,在一个好的环境里对其错误行为进行干预和矫正。现在的情况是,找这些农民工二代的父母比找被告还难!”张明丽说。

    犯下罪行后,城市孩子能在本地社区得到矫正;而在“异地”犯罪的农民工二代发回原籍,在那里,他的父母不在,更没有社区来约束他,宽怀判决后就形成了执法的盲区。

    孩子走向犯罪有很多步,只要有人在其中一步略微引导,就能让他回归正途,但是,这些犯罪的农民工二代的孩子如果不进监狱,社会上的工读学校又名存实亡,缺乏最起码的约束,更不用说有专职的社工和专业的心理和法律服务人员跟进辅导,他们的错误行为得不到有效干预和矫治的话,其结果就演变成“养肥了再杀”。

    对农民工二代犯罪的审判怎样体现“宽严相济”的原则呢?这是张明丽等法官正在思考的问题。

模糊的边缘人易扎堆取暖

    事实上,同法律本身是滞后的一样,这些思考也已经滞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跟随父母来到城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日前说,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约为1亿人。

    在城市,农民工的一大顾虑就是孩子的就学问题。虽然国家早已规定,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以公办学校为主、以输入地为主的原则,但是一些地方还是以各种隐性手段来限制农民工子女入学。“现在如果少建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或者不接纳他们,未来则有可能得多建数所监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一针见血地指出。

    即使能顺利在城里入学,初中毕业是这些孩子的一个坎。绝大多数孩子难以继续升入高中,很多人像父辈一样漂在城里,只不过他们头上有了一个新称谓———农民工二代。

    同父辈不一样,城市不仅仅是他们增加收入的场所,他们不太可能再退回乡村,甚至缺乏基本的乡村生存技能。脱离了原来的乡土社会,内心对农村没有依恋,生活在城市却很难融入城市。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估计,大约只有10%的农民工最终能够完全融入城市。“农民工二代的知识大都来源于网络,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父辈因为各种原因疏于指导或者没有能力指导,让很多孩子混淆现实和虚似,做事不计后果。”张明丽指出。

    前不久,长安区法院少年庭正在审理一起案件。在这起案件中,几个孩子通过网上“劲舞团”玩到了一起,组成了团伙,他们统一服装、砍刀,开始抱团相互鼓励作案,从抢几千元到抢车,没有人抢时,其中一个孩子竟然带其他成员去抢自己收废品的父亲。这些孩子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二代。在他们的世界里,似乎没有生命的概念,有的是比谁狠,比谁威风。

    团伙成员之一小凯的父亲说,小凯初中毕业后跟着自己在洗煤场干过,跟过运煤车,当过门卫,装过空调,小小年纪做什么都不顺当,最后和这帮孩子一拍即合。

    技能缺乏而又常受歧视,这些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的孩子,在交流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化和信仰。他们难以接受被歧视,相互依赖和支持。

公共服务均等化消弭报复心理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正呈现两高趋势: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料显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已由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1%,上升到10%;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我国一些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新生代农民工罪犯有74.7%在犯罪前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有68.4%的受访者表示犯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

    郑风田告诉记者,生存空间受限和教育缺失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高的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可能像他们的父辈重新回到农村,如果所在城市也不接纳他们的话,迟早会酿成大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慢慢接纳他们,使他们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反之,如果拒绝或者排斥他们,则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

    “这一问题不仅是农民工问题,还关系到第二代农民工所在城市的稳定问题。”郑风田说。法国二代移民问题带来的惨痛教训已经敲响了警钟。巴黎市郊是非洲与阿拉伯裔移民的居住区,相对于第一代移民,其后代不少是在法国本土出生长大的,但法国的主流社会在心理上一直对这些移民后代抱有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使这些二代移民在就业等方面遭遇不公,高失业率使移民后代们自暴自弃。

    同城市的孩子一样,绝大多数农民工二代有进取心,有扎根城市的梦想,愿意享受城市文明。如果城市不抱着积极的心态来接纳他们,只是一厢情愿地希望一直拥有廉价劳动力,而不想解决他们的户籍、就业、居住、社保等问题,还是同过去一样以负担来对待或排斥,后果可想而知。

    “移民不仅是负担,移民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增长和长期繁荣的核心因素。”郑风田注意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意图通过城镇化双轮驱动来解决。但真正落实起来是艰难而又漫长的,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打破各种固化的利益,让劳动力自由地按市场需要来流动,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他们能长期稳定地在城市居住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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