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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问题研究

独立财经评论者 财经名博评论家 经济学家批评家 “郎咸平现象”研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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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先后在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供职,从事理论研究和信贷工作。2000年建立阳光投资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总经理。2008年组建21世纪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任主任。1991年与他人合著《固定资产计划管理学》一书。1990年《试论固定资产投资的的“三效”统一》一文获中国投资学会三等奖。在《中国投资管理》,《河北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多达数十篇。联系方式:QQ1433090476或lpjlisi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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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茂泽:要文明感恩 不能有野蛮感恩   

2010-04-08 09:40:19|  分类: 引用社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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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提出文明感恩?这是因为,文明感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在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人际关系,不能有野蛮感恩,也不要崇拜神灵的感恩,尤其不能要只看见个人眼前利害得失、锱铢必较的感恩,我们需要文明感恩。

一、“文明”的意义

何谓文明感恩?“文明”一词出现很早。《尚书?虞书?舜典》已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文句,用来形容舜的修养。汉孔安国《传》:“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允塞上下。”唐孔颖达《疏》:“舜性有深沉智慧,文章明鉴,温和之色,恭逊之容,由名闻远达,信能充实上下,潜行道德闻天朝。……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为浅近也。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①]文明被看成一个人的修养内涵,指其修养全面而高深,有经天纬地、照临四方的功能。《周易》也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句。魏王弼《注》:“德应于天则行不失时矣,刚健不滞,文明不犯,应天则大,时行无违,是以元亨。”孔颖达《疏》:“刚健不滞者,刚健则物不拥滞也;文明不犯者,文则明灿而不犯于物也;应天则大者,能应于天,则盛大也;时行无违者,以时而行,物无违也。以有此诸事,故大通而元亨也。”[②]这里的文明,指“文明不犯”,有文理秩序而又光明灿烂,言行活动不违背事物运动规律。可见,“文明”的意思,是指人们对于世界万物的性质、关系、功能和运动规律有正确的理性认识,又能恰当遵循事物运动的规律,于是能够产生安定有序而克服混乱、光耀四方而扫除黑暗的功效。

《周易?贲卦?彖辞》还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其中“天文”指自然,特别是天象的变化;“人文”即文明,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创立。古人认为,研究“天文”和“人文”,了解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人们可以更好地从事社会生产(古代主要是农业生产)和文明创造;这正是人生的价值所在。[③]这里开始提出“文化”概念。文化和文明关系密切,运用认识到的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运动规律,用以改进人类社会和人生,这就是作为动词的“文化”过程的意义。作为动词的文化过程,就是文明化过程,是达到文明理想的历史过程;作为名词的文化,其内涵和文明有重叠处。概言之,文化的外延比文明广,文明是文化中的优秀内容。这个界定,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文明史内涵所谓“文明”概念的意义[④]并不矛盾。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明感恩”一词里,“文明”的意义,主要指对于感恩对象有正确的理性认识,用今天的词语表示,就是要有科学的认识;然后根据科学认识而进行感恩实践。其次,还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和谐相处的关系;要达到这种关系境界,除了科学认识、科学实践之外,感恩者还必须有相应的道德修养、审美情趣等。文明感恩正是达到这种和谐关系境界的途径之一。

儒家经典《礼记?大学》开篇即言“明明德”,正是要求人们从道德、审美、认识等方面进行综合修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光明的综合修养这样的文明,就像一盏指路明灯,可以随时扫除社会历史和人生道路上的阴霾,引导人们互助互利,共同前进,这就照亮了人类美好的前景。“文明”这样美好,当然应该落实到新时期的感恩活动中去,让她发挥应有的作用。

具体而言,文明感恩有几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文明感恩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感恩,而不是对某一个人或集团的感恩,更不是对所谓神灵的感恩。我们沐浴在现代文明的春风里,我们的吃穿住行以至人生历程随时都感受着文明成就的滋润。所以,我们感恩的对象就可以不是古人那样的天恩、皇恩等,也不局限于父母之恩,而是在科学认识基础上向整个人类文明史成就感恩。另外,我们提倡的文明感恩固然有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传统做支撑;换言之,我们首先要感恩祖先为我们创造和留下的宝贵文明财富。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意味着我们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学习、引进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内容;我们今天提倡的文明感恩,还应包含对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感恩。

文明感恩的第二个意义是,我们要进行文明的感恩,感恩方式是文明的。我们感恩全人类的文明史成就,不是只看见其结果,而且还要认识到人类祖先创造文明成就的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尊重历史,爱护传统文化,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文明史,总结其发展规律,为我们在新时期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提供历史借鉴。这样的感恩方式就超越了古人以祭祀、跪拜等礼仪为核心的感恩方式,能够达到科学认识指导下发展文明史的高度。

文明感恩的第三个意义是,我们感恩者首先要文明化,通过学习,加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的修养,使自己的人生境界达到文明的高度。我们要有文明修养,言行活动都符合文明规范。对自然、社会、国家、人生、理想等有科学的认识、文明的自觉。有文明修养的人进行感恩,自然能够发挥出其文明修养,使感恩成为文明感恩。这意味着,我们应在建设更加光辉灿烂的文明理想指引下,科学认识到感恩对象的性质、关系、地位和作用,恰当估价感恩对象的历史地位和积极意义,遵循文明史发展规律,运用文明的感恩方法,表达我们对前贤或时贤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尊崇、缅怀、纪念,并结合现实实际,继承和发扬历史上的优秀文明传统,在新时期建设更加光辉灿烂的文明成就。

二、“文明”的基本条件

当然,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提倡文明感恩,应该认识到,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有其必要条件。在这一基础上,才可能使我们的感恩在事实上成为文明感恩。

文明成为文明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大自然的存在。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界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人类历史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文明史正是这一自然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文明是整个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明,是因为人类在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条件下进行社会实践创造的成果。离开自然,违背自然,破坏自然的文明,本身就存在着内部矛盾,所以也是不会长期存在的。所以,我们感恩文明,就要感恩大自然。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一直默默无闻地关爱着人类文明,支撑着人类文明,而不求任何回报。但如果有人以为可以忘乎所以,“贪天功为己力”[⑤],肆意向自然索取而一无回馈,必将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最终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报复。我们感恩自然,就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就像爱护我们的家园一样。以《周易》《老子》等为代表,古人很早的时候就知道感恩天地自然,尊重自然,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们有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料,可供现代人借鉴。

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第二个必要条件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文明史不断前进的动力、主体力量。我们感恩人类文明成就,尤其要感恩创造文明成就的伟大人民。历史上的感恩对象如圣贤、皇帝、父母等等,都是人民群众的代表。当我们今天感恩前贤时,尤其不应忘记在他们背后默默无闻站着的无数无名英雄。我们今天感恩文明,感恩前贤如黄帝等时,理所应当尤其要光明正大地感恩人民群众。

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第三个必要条件是真理的光芒。还要注意,前贤之所以能够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代表人民群众的杰出人物,是因为他们不仅从根本上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了民意,而且还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样做是正确的,是最有价值的。换言之,因为他们先于许多人认识到了真理,并能够将真理贯彻到自己的现实言行活动中去。古人往往将真理称为“道”;历史上儒家、道家都对“道”十分推崇,孔子甚至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叹。因为知识就是力量,真理的力量则是无穷的;无论何人,一旦违背真理,就必将受到真理的惩罚。我们感恩人类文明成就,要感恩人民群众以及代表人民群众的前贤,尤其要感恩真理。不少古人感恩“道”,感恩那些认识了“道”并将“道”体现在日用饮食之间,进而传达给世人的圣贤,让人树立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的神圣使命感,这就深化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意义,挺立了现实人生的神圣和庄严;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一套以学习为先的人生修养理论,形成了以尊师重道为核心的“敬道”礼仪。这些都是很好的传统,完全可以在新时期继承下来,并将它发扬光大。

自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所以,感恩人民群众,本就包含了我们应感恩真理的内容在内。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符合真理,这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出现。但在现实感恩活动中,在具体的感恩措施上,我们还是要将两者适当区别开来。因为对于人民群众,我们要依靠他们,要尊重、爱护、帮助他们,要从他们出发,和他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他们服务;而对于真理,我们只能进行科学认识,然后不折不扣地遵循它。

三、文明感恩是感恩历史发展的结果

提倡文明感恩,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古人用的感恩的同义词有报恩、谢恩、报功、报德等,使用最多的是“报”字。比如,大约形成于春秋末期至汉初的儒家经典《礼记》,收录了一些有关感恩的思想材料。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古代感恩文明化发展的大概情况。

将感恩活动和礼仪相联系,再将礼仪活动提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从而间接将感恩和文明相联系,是感恩文明化的第一个表现。《礼记?乐记》也记载:“礼也者,报也。”报本反始,是礼仪的基本功能;而报本反始又正是感恩活动的实质所在。 古人将感恩和礼仪相联系,肯定“礼尚往来”[⑥]的礼仪主要以“报”为核心的感恩为主,是感恩活动自觉的表现,也可以看成是我国古代感恩观从礼仪观中突显或独立出来的标志。

在中国文明史上,礼仪是发展到殷末周初时才产生的文明成就;到春秋末年,以孔子为代表,形成了以人学为基础的全新礼仪观。根据他们看,符合礼仪就是人有文明修养(“文”)的表现,没有礼仪修养的人只能称为野蛮(“野”)人。礼作为文明内容之一,就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看成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将礼仪提升到人性内涵的高度来思考其意义。表现在外的具体礼仪制度、人们内在的礼仪修养(认识、情感、自觉性等)、人性中的德性基础,被看成礼仪的内在基本结构,组合在一起,才构成礼仪文化的完整面貌,这就是礼仪文明的主要意义。

在儒家看来,感恩属于“仁”的内涵之一。何以为证?《礼记?檀弓上》:“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可见,礼乐所表示的情感,就是仁。而感恩情感作为礼仪活动中的情感基础之一,当然也是“仁”范畴的内涵之一。在孔子那里,“仁”概念的一个意义是爱人。《礼记》则总结说,“义”是“仁之节”,“礼”是“义之实”。感恩情感的适宜、节度,便是义,表现为言语行为规范,便是礼。所以,感恩包含了感恩情感、感恩伦理、感恩礼仪在内;本着感恩情感,符合感恩伦理,实施感恩礼仪,就是感恩活动,也可以说就是文明礼仪活动。

感恩文明化,一个重要表现是对感恩进行理性认识,越来越有成效。

在原始社会的礼尚往来关系中,生前“有功德于民”,是获得人们尊崇祭祀的条件。黄帝因为创造文明有功,享有人文初祖地位,便受到人们长期祭祀。在政治制度上,《尚书?周书?武成》已有“崇德报功”之说,孔安国解释其意是“有德尊以爵,有功报以禄”[⑦]。确实,周朝制度,天子巡狩,诸侯“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⑧]。这种制度包含了周天子对贤明诸侯的感恩情感在内。到汉代,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臣下对君王的报恩观念盛行起来,所谓“虽日有益,月有功,犹未足以称职而报恩也”[⑨]。东汉学者王充总结说:“缘生人有功得赏,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云雨润万物,……社稷,报生万物之功,社报万物,稷报五谷。”[⑩]在古人看来,凡有功于人类社会文明历史进步的,不论是君王还是诸侯、大臣,不论是自然物如天地日月、山川草木,还是历史人物,都应获得后人的报恩或感恩;祭祀正是报恩或感恩的具体形式。

如此,感恩对象不再限定为上帝、鬼神,而是在理性认识基础上锁定为“有功德于民”的人或物;感恩方式不再是对感恩对象的盲目崇拜,而更多的是像东汉王充《论衡?祭意》说的“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上。这说明,人们对于感恩对象的认识更加理性,而对于感恩对象的感恩也越来越人文化,越来越符合文明的要求;而这是和整个中华文明史的进步相适应的。

古人已经注意到,感恩活动也可以在逻辑上划分为几个阶段。《礼记》提出“不忘本”和“报本”,北宋大儒张载又在其中增加了一个阶段,即“推本”[11]。《礼记?礼器》记载:“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出者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反本修古,就是饮水思源,怀念前贤的恩德,缅怀对方的业绩,是“不忘本”;见贤思齐,推己及人,就像施恩于他人、造福后世的前贤那样向他人施与恩德,让世界充满爱,这是“推本”;本此以对待他人,实施礼仪活动纪念对方,学习发扬对方的优良品德,推动文明历史进步,是“报本”。

像不忘本、推本、报本等对感恩活动环节的这些分析,让人对感恩活动的认识更加清晰、细密,当然是古代我国感恩观在理性认识支持下得到发展的表现。

感恩文明化的第三个表现是,感恩原则不断理性化、人文化。在个人修养活动过程中,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命题,要求人们恰当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落实到感恩问题上,孔子具体提出了两个原则:“以直报怨,以德报德”[12]。后人对孔子提出的感恩原则进行不断诠释,就体现了感恩观的理性化、人文化发展方向。

《礼记?表记》记载:“子曰:以德报怨,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诗》曰:‘无言不仇,无德不报。’《大甲》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 孔子在这里解释朴素的直报原则,均有其相应的社会效果。以怨报怨有惩戒施怨者的作用,是典型的朴素的直报原则的实施;以德报怨则是“爱身以息怨”[13],但也有教化他人的功效;而以怨报德则应完全否定。由此看来,孔子是反对以怨报德,肯定以德报怨和以怨报怨的。这一态度,也符合《论语》里孔子对于直报原则的论述。

爱人思想落实到现实具体的伦理情境中,落实到他人对我有恩,我如何爱此人的问题上。回答就是感恩。感恩也包括对于怨应如何报答的问题在内;换言之,于我有怨的人应该如何爱、如何感恩呢?

根据孔子提出的直报原则,如果具体情境变化了,他人对我有仇,则爱人的表现,便是“直”;而后人对“直”的理解,又表现为一个过程。《礼记?曲礼上》记载:“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这里反映的应是西周以来朴素的报仇观念。在另一处,也记载子夏向孔子请教如何报仇,孔子回答: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共处国。这一记载很可能不是孔子所言,或许有孔门弟子假托孔子以自显,甚至有可能是汉儒假托以立论,也未可知。因为这种报怨方式,很符合以孝治天下的汉代的侠士作风。不管真实情况如何,我们至少可以将这一记载看成春秋时期甚至战国时期儒家对孔子“直报”原则这一思想的具体化思考。

据此,直的一个方面的意思就是:有仇报仇,有恩报恩。

南宋大儒朱熹开始有意识地将“直报”原则解释为当报则报,不当报则止。意义是多重的:第一,扩大了“直报”原则的解释空间。意味着,不共戴天也可;化解仇恨,忘怨不报也可。第二,这一解释,还巩固了感恩原则的基础——不再只是建立在人际关系互相平等交易的市场原则上,而是更建立在人性修养的基础上。没有应有的人性修养,无论报恩还是报怨,都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缺乏实现报恩或报怨的应有认识、方法和能力。第三,还提升了感恩原则实践中感恩主体的理想人格境界——从一般的人,从感恩者和施与人相等的人格境界,提升到这样一个新的境界:在此境界里,感恩者有力图超越对方人格境界的认识和动机,事实上可以形成超越对方人格境界的态势,将来也极有可能达到超越对方人格境界的高度。

朱熹诠释的直接结果是,朴素的直报原则,上升成为人文的、理性的直报原则;这一提升,使包含了复杂内容的“爱人”思想,通过引入具体伦理情境分析,而突显了其中感恩这一主题的意义。古代儒家的感恩观,由此而包含了更文明的内涵,从而完全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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